董仲舒改造前后的儒家区别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董仲舒，他是在汉景季时期被启用的，当时的汉朝推行的是黄老学说和儒学并存，彼此兼容的一个局面。不过总体来说呢，黄老之学仍处于主流地位， 事实证明，这种统治思想在汉朝初年是非常符合当时要求的。然而汉帝国俯库充盈，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但随着汉武帝极威，这位野心勃勃的少年天子发现，黄老学说的无微之至，只能在民利凋弊的时候，让人们慢慢的自食其力，吃饱肚子，但如果想要让国家当到强盛的顶点，却差的很远。 而在帝国内部，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和诸侯王尽管受到七国之乱的打击，可仍然很交横，对中药的威胁始终存在。而在对外关系上，黄老学说的无为之治不提倡武功，因此无法震慑周边四夷，尤其是匈奴，漫漫屡屡叩边。而大汉帝国呢，却只能通过屈辱 和亲来换取一时的安宁，所以在当时，西汉帝国已经潜藏着严重的危机。年轻的汉武帝一心想做一个有为君主，而不是像他父亲汉景帝那样作为一个守城之君，所以他想对统治的思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想要像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帝王一样，建立显赫的文治武功。 但是汉武帝刚继位的时候只有十几岁，当时朝政大权呢，是把控在斗泰后的手里，而斗泰后是黄老学说的坚定拥护者。所以最开始汉武帝想改变国家统治学说的时候呢，是经历了很多斗争的。 到了公元前一百三十五年，斗太后去世，第二年呢，汉武帝开始迫不及待的实施自己的改革。当时他下了一道诏书，让丞相、御史、郡首等人推荐贤良，诏令一下，各地就举荐了不少读书人。董仲书感觉到时机已到，于是也来到了京城。当时汉武帝亲自 色问这读书人治国安邦的道理，汉武帝连问三册，董仲书也是联达三册，这就是历史上是有名的天人三册。天人三册的核心思想是天与人的关系问题，而董仲书三册彩明如礼，不迂腐，人踩焕然而不浮夸，是历史上难得的佳作。后来呢，被颁布全文，收录进了汉书。董仲书传 董著书的天人三册，以儒家学术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体系。他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 董仲舒认为，只要思想统一，才有可能统一法度，百姓才有行为的准则，这样才能维护和巩固国家的统一。董仲舒这篇策论得到了想要加强中央集权的汉武帝的喜爱，于是汉武帝马上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啊，汉朝还建立了太巡， 并设立五经取释，用儒家经典来教育贵族子弟，而朝廷选拔官吏也与儒家学说为标准，所以大量的儒生得以入朝为官。然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书的思想，但并没有把董仲书留在自己身边，而是把他外派到诸侯国去当国像。 同时，汉武帝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也没有使用儒生，而是儒家法家并用，王道以霸道并存，这才有了后来北极匈奴危机，西域的大汉雄主。 当然啊，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儒生渐渐走向历史舞台，大量的儒生得到重用。但是，重用儒生并不代表只用儒家学说。实际上，无论是汉武帝还是汉宣帝，都采用的是霸王刀奸杂用之、儒家法家相柔的治国理念 外，虽说董仲舒的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但实际上是吸收了一些阴阳家的观点的。其学说除了大一统思想外，像军 全神兽说、三纲五常说等等，基本上都不属于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因此呢，董仲舒的儒学其实是经过他改造后的儒学，和孔子的思想已经有很大的区别， 但这些柔杂的学说更符合当时统治者汉武帝的需求。所以，比起纯粹的儒家学说，更容易被汉武帝所接受，而只是利用董仲舒改造的儒学思想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 假想一下，如果孔子看到被董仲舒赶造后的儒家思想终于登上历史舞台，但确实以这样的模样被使用，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悲哀。

上一讲，我们从时间线上捋出了五个儒家，我提到我们这个课程的学习大纲，要排除董仲书的政治儒家和清朝的糟蹋儒家，只学习孔孟四书。王阳明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取舍呢？ 接下来这两讲，我会分别从中校这两大观念的解读上告诉你，我到底舍弃了什么。这一讲，我们先透过董仲书思想，看看他对中的解释到底和孔子、孟子 有什么不同。虽然董仲书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他的儒术是自成一家，有很大的独创性，和孔孟的思想有一定区别，可以说也是借题发挥。他的代表性思想主要有三条，天然感应、大一统、 三纲五常、天人感应的说法，之前模模糊糊有，但是是董仲书把它变成了逻辑自洽的理论。军权为上天所受，国 是天子。治理的好天就以祥瑞表彰，治理的不好天就以灾疫来惩戒，甚至发动革命，感受天命与他人。大一统的思想是极权统治的思想，和孔孟的封建秩序是不同的。 集权讲的是权力归属于君主一人，而秩序讲的是君主也有自己的权力秩序和范围。三纲五常五常是仁、义、礼、智、信。这个解释跟我们的 理解差不多，但是你要注意三刚的解释，他说三刚就是军为陈刚，父为子刚，夫为妻刚。这三刚是经常被我们批判的思想，糟破。不过翻遍四书五经，你也找不到三刚的说法。三刚出自汉代无名氏撰写的一本书，叫李伟，属于陈伟类典籍， 也就是神秘寓言之类的书，不是正统。后来之所以被汉儒和统治阶层吸收为正统思想。说他是孔 子的思想，是因为孔子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阴差阳错被理解为同一个意思了。但孔子说的君臣父子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习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虽有素，无德而实诸。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国理政？孔子回答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孔子这句君臣父子 后来也被很多人理解为军为陈刚，副为子刚的意思，这是个误解，你必须回到当时的语境理解这句话，我们换个说法试试。问， 这大学该怎么搞才好啊？答，校长要像校长，教授要像教授，老师要像老师，学生要像学生。这说的对呀，如果校长成了官僚，教授 成了教授，学生就没法像学生了，学校还像什么学校呢？孔子为什么对齐景公说这个呢？这是针对齐景公的自身情况，说的是因病发药，对症治疗。因为齐景公犯的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病。 首先，齐景公就军部项军晚上高兴了，就跑去大臣家找大臣喝酒。他跑到晏英家敲门， 燕英，燕英起来喝酒。燕英问，诸侯入侵了，国家出事了，让国君深夜来臣家里。齐景公说， 没事了，就是找你喝酒，你看，这就是君不像君。为什么说齐景公父不父子不子呢？因为齐景公没有嫡子，所以他一直不利太子，到临终时在庶子中又费长立右，给齐国吕氏政权的覆灭埋下祸根。沉不沉呢？齐景公手下的一个臣子田齐，那是司马 马懿一类的人物，一直悄悄布局，收买人心。景公死后，政权落入田起之手，最终田师灭了吕氏齐国姓的田。这就是孔子说的君臣父子的真实含义，是不是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没有任何关系呢？在论语里，孔子讲君臣关系时说， 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也就是军对臣要尊重，要礼数周到。臣对军呢，要忠诚。这军臣关系是相互的，是有条件的，如果军对臣无礼呢？孔子说， 以道是君，不可择旨，意思是我用我的道来侍奉君王，如果他不听，我就停止，又说，道不行，臣服浮于海，意思是我的主张在这里行不通了，我就辞职了，不干了，或者乘船漂泊到海外去了。君，君臣，臣，如果君像个君，臣就像个臣。如果君不像君，那就对不起臣， 也不做臣了。孟子的态度比孔子还刚，就是你对我不好，我对你更不好。孟子说，君之事臣如手足，则臣事君如负心。君之事臣如犬马，则臣事君如国人。君之事臣如土界，则臣事君如叩头。孟子的意思是说，你把我当你的手足一样爱护， 我就把你当复兴，一样忠诚。你把我当犬马一样使唤，我就把你当国人。对待国人就是路人、陌生人、不相干的人。而如果你把我当土界，都不当人看，那我就把你当迪寇，你就是仇人了。 大家都知道孟子的民本思想，民为贵，涉及此之，君为卿，按照重要性排序，第一是百姓，第二是国家，第三是国君。孟子还讲过一段什么时候可以换掉国君的故事。齐宣王问孟子，为卿之道，大概是想给卿定一个岗位职 则好让大家遵守。孟子说，大王问，哪种清呢？齐宣王说，清还有什么不同吗？孟子说，不同啊，有两种清，一种是与国君同姓同宗族的贵妻之清，一种是从士大夫异性中选拔出来的异性之清。齐宣王说， 那您先说说贵妻之亲吧。孟子说，君有大果，则鉴反复之而不听则亦为。意思是国君若有重大错误，他便加以劝鉴，若反复劝鉴还不听，就把他换掉。其宣王勃然变色，又继续问， 那请问异性知青如何呢？孟子说，君有过择见反复之而不听择趣异性知青没有宗族同姓那么大责任，当然也没有那么大权利。如果国君有过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见，国君不听，那他不能贪恋权威利禄，自己挂印而去罢了。所以大臣 的职责就是匡政，君王最大的责任是觐见，所以历代也以能纳见为君王最大美德。儒家不存在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思想。齐宣王又问了，商汤流放了下节，周武王讨伐殷纣，这是以下犯上，以臣是君呐，这怎么算呢？孟子的回答很精彩的，他说， 贼人者为之贼，贼意者为之残，残贼之人为之一夫闻诸一夫，昼已慰问世君也。意思就是破坏仁爱的人叫做贼，破坏道义的人叫做残，残贼之人叫做一夫。众叛亲离，就他一个人。独夫民贼 杀掉纣王，不过是诛杀一个独夫民贼罢了，不存在什么弑君的事。这就是独夫民贼这个词的由来。所以我们看到，在孔孟的那个时代，春秋战国中国还没成为大一统的集权国家，军臣关系是比较松散的， 不可能出现集权的思想。有了秦朝的大一统以后，董仲书才提出一套军权神兽天人感应的理论。但是后来历史的发展就变成了国军的地位越来越高，臣子的地位越来越低，演变出了军教臣死， 臣不得不死。可事实上，早就有学者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们翻遍儒家十三经，也找不到这句话。相反，史料可证的在先秦时期就提出臣要绝对效忠君主的不是儒家，而是法家。韩妃子说，不知有言不治之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 言而不当一当死。意思是知道却不说出来，或者说出来了，却说错了，就是不忠就当死。学者们认为这可能是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源头。你看这个立场就是和孔子、孟子完全相反的立场了。在明清小说戏曲里 面找到了大量出处，如西游记、封神演义说月全传、青史演义等等，都在人物对话里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说法，总之全是戏台上的词，没有一个出处是儒家经典。儒家本意里的钟，简单说就是君臣父子 各安其位，各自遵从自己礼数，虽长幼有序，但却没有绝对的顺从。当然，儒家也不提倡反抗 儿子对父亲是小仗则受，大仗则走。就是说父亲拿小棍子打我，我就乖乖的承受，如果拿大棒来打，可能就把我打伤。打死了， 那赶紧走，我的死伤就是对父亲的不孝。臣子对君王呢，也是，不行就走远走他国，或者退隐山林。至于推翻暴君，那是王室成员的事。再至于发动革命，那是上天的事，也不是臣子的事，这是儒家对忠的理解。

董仲书对儒学呢进行了改造，一方面他保留了儒家用天命来恐吓君主的那一套，发展成了一套装神弄鬼的趁伪之学。哎，如果地震了，天灾了，皇帝就得反省，是不是我哪做的不对， 是不是我让上天不满意了，就得洗个澡，焚上香，在那静坐反思自己？也就是说，皇帝呢，还得重视天命，这就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周代的这个天命说。 但是与此同时，董仲书又跟韩妃子一样的把皇帝推到了至高无上的绝对化的地位，甚至他在某些方面说的比韩妃子还要过格。他说皇帝就是整个国家的心脏，海内之心悬于天子。陈明跟皇帝的关系呢，就像四 之跟心的关系一样，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心想什么，那四肢就得做什么，皇帝喜欢什么，老百姓就要乖乖的给皇帝拿过来。 这些话呢，比韩非子说的还要到位，那皇帝听起来当然很舒服。所以董仲书就明确提出了三纲，说君可以不君，但是臣不能不臣。父可以不父，但是子不可以不子。夫可以不夫，但是父不可以不父， 这样权力就变成了单向的，绝对的。所以后来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素铭啊，曾经说过，董仲书的这套改革，把儒家学出原本生动的理性，活泼的情理，变成了统治的工具，变成了害人的毒品。

董钟书的这个博士呢，是春秋学的国博士，春秋是中国古代的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 这个董中书这一个春秋学呢，属于公羊派的春秋，因为春秋有三派，董中书属于公羊派的春秋，公羊派春秋特别重视的就是大一统， 这个一统我们也可以叫做统一，所谓的大一统，就是把天下的统一看得非常大， 看的非常重要，这就叫大一统。董中书这个公羊派春秋中间特别强调 天下的统一是最最重要的。而这一点的话呢，又是非常迎合汉武帝的心理的。 汉武帝是刚刚经过这个景帝朝的七国之乱以后结下来这个江山的，他结下来这个江山以后，仍然存在着一个诸侯王格局的问题。汉武帝以身致力的就是要搞中央继权， 而董仲书恰恰给他提供了一个大一统的这么一个理论，所以汉武帝就可以在大一统的这个理论之下，公开地搞他那一套中央集权。 所以董仲书他的天人三策受到汉武帝信任的第二点，就是他给汉武帝的中央继权 提供了一个理论的依据。第三点，董钟书在天人三册中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就是建立太学， 太学就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建立太学，而且还要提出来要把这个推举贤良作为一种制度，每两年要推选一次， 推选这个这个这个天下的贤士，他把它制度化，这个 心态学举贤良。这是董中枢天人三策提出来的第三个重要 观点。太学啊，他的建立就是从五帝朝开始的，太学是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到隋代又成立了国子建， 国子建呢，既是最高学府，又是管理这个最高学府的一个探学。一个国子建从五帝朝开始以后，一直延续到清朝废除科举制为止。 所以这个太学给给这个中国封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再一个就是推举贤良， 这个推举贤良成为一个制度以后啊，他成了汉代这个 人才选拔。汉代的人才选拔是茶举争批，是成了人才选拔的一个制度，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人才选拔是经过了五个制度的这个轮换。最早的人才选拔是选贤举能， 这是上古时期，后来发展呢，就是事清事路，就是你们家做官能世世代代要做事清事路。到了汉代 就改变这个做法了，要察举争批，就是从天下的这个臣民中间来选拔贤才，到了慰藉。南北朝是九品中正制， 就把人封为上中下三品，再来选拔人才。到了隋朝实行科举制， 这个中国人才的选拔经过了五种制度，最终定型于随代的科举制。科举制一实行就是一千三百年，一直到清代、晚清废除科举。 所以这个作为人才选拔来说，董中书是为汉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做了很大的贡献。 所以汉武帝是一个很有想作为的一个君主啊，他当了皇帝以后，他首先要想到的就是怎么样去网络人才，而董仲书给他提出来了培养人才，选拔人才的具体的做法， 这也是董仲书深得汉武的信任和他喜爱的一个方面。这是第三点，第四点 温柔。 我们现在一提董中书，大家就会想到罢处百家，独尊辱术。其实这个话不是董中书说的，这个话出现的非常晚， 董钟书说了一个什么话来？董钟书的原话是说他在天人三册中间提出来说猪不在六艺之科，孔子植树者皆崛起到物质并进。 这个董中书的这个原话的意思是说，不是在六经的，不在六经的，不在孔子的著作这这个范围之内的这些书不要让他流传了， 这就是所谓的独尊儒术。这个董仲书这个建议呢，被汉武帝马上就采纳了， 这个汉武帝这个做法呢，跟秦始皇相反，秦始皇是粉书坑儒，不让人读书。汉武帝的方法呢，是让你读书，但是值得你读儒家的书，读一种书，读一类书。 这个秦始皇他这个做法后来的是证明是不行的，你不让人读书是不行的，汉武帝让他背书，这个做法后来看来是成功的。 当然汉武帝这个尊辱还不是纯辱啊，我们下面还会讲到说董钟书就提出来一个这个不在六亿之科，孔子植树的这些要崛起到务实并进，就这些东西要把它断掉。这就董钟书的原话 到了班固为汉武帝写传的时候，班固在汉武帝的传记的最后啊，评价汉武帝的医生的时候，说了八个字，叫罢畜百家表彰六经， 这是斑故的话。霸畜百家表彰六经，这是斑故提出来的，后来人们在斑故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说是霸畜百家独尊。 这就是董仲书的第四个重要的贡献，就是他提出来了这个尊儒的问题。 第五点在天人三册中间得到汉武帝重视的还有一点就是 董钟书提出来的要改革啊，要进行改革。当然董钟书没有用改革这个词，他用了一个词叫更化。 董仲勋认为这个汉朝建国以来，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之所以发展的不快，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有很多东西需要改，没有改，所以董仲勋提出来有个根话说就要改革。 我们以上呢讲了，董钟书呢，他这个天真三策的五个方面，你想想他这五个方面啊，他这五个方面 大一统，他是解决了中央继权的问题，尊辱的问题，人才的培养的选拔的。问 这个他还提出来了这个西汉政权的合法性的问题，他还提出来了改革的问题。 董仲书在天人三册中间提出这五个问题都是汉武帝做了皇帝以后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董仲书深得这个汉武帝的这个信任。

在我们的印象中，董中书是儒家当之无愧的功臣，他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剪彩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同样是他率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并且为汉武帝所采纳。此后，儒学就以无可争议姿态成为官方正统，独占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宝座。但与此同时，董仲舒的主张对儒学也带来了几乎是毁灭式的灾难。由于过分推崇儒学，在王权的保护下， 只能信奉不准怀疑。儒家经典被作为法律，诞生了一个经学化的概念。所谓经学化，就是人们解释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民俗，全都要从儒家的学术点击中找到相应的语句来进行判别和解释。只要引用其中的经典，其他人就不可以反驳。 这种不合理的行为造成了恶劣的后果，一是儒家学者拥有朝廷最高法点的解释权和修订权。二是权力的无限制扩张，让相当一部分的儒家学者罔顾事实和客观条件，滥用儒家经典，牵强赴会， 以达到服务个人利益的目的。因为这种原因，儒学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很快就从神圣转变为厌恶。 看起来儒学好像是兴盛了，但其实却逐渐变成了僵化的教条，成为了人们反对的对象。董仲舒的主张与孔孟的学说背道而驰，相去甚远。可以说 说，孔子在这里除了挂着一个祖师爷的名头，其他的东西已经跟他全无关系了，而他还要为不孝徒子徒孙的错误埋单，真是冤枉至极了。再往后，董仲舒为了置于皇权，把儒学引进了另一个极端， 将儒家经典神秘化，将儒家思想宗教化，以称之论称为迷信的形式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称为是称叔和为叔的合称为神学说称是方式们造作的屠鹿淫玉。为是相对于经学而言， 极易神学附会和解释。儒家经书的简单地说，就是用灾异现象来预示吉凶。比如说这里出现了一只三足金屋，那里长了一朵千年灵芝，都是祥瑞的征兆， 预示着当权者的德行受到了上天的肯定。反之，如果出现了地震、干旱、洪水泛滥等等天灾人祸，说明现行的政策不符合上天的意志， 皇帝要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这就叫称谓学说。这个东西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的确是起了一点小小的作用，毕竟商朝之后都讲究个皇权天寿，拿天象作为武器来制衡皇权还是切实可行的。 但是后来这套东西泛滥了，皇帝也学会了利用异象，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种斗争的手段，变得越来越糟糕。比如武则天登基之前，反对他的人搞了一个宰相，雌鸡化雄。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母鸡不下蛋了，学着公鸡的样子开始打鸣了。 这是生物变异的一种，也叫品级思臣，在古代是一种凶祸之兆，常被用来比喻女人篡权乱政。 尚书墓室中说，古人有言曰，聘机无臣，聘机之臣，唯家之所。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母鸡本来不打鸣，而母鸡打鸣则意味着国破家亡。所以心系礼堂的人用雌鸡化雄这种意向来鼓动人们反对武则天。武则天为了争取主动 授意各地上报祥瑞，还搞了一个天寿圣图，赋予落水圣图，上书圣母临任永昌第页八字， 为自己登基称帝铺平的天论基础，这是称为迷信斗争的一种典型表现。所以说，儒家经典的神学化，不仅没有让儒家学说获得真正的 发展，反而把儒学引入了企图。以董仲书为代表的学派，将儒家经典，尤其是用来解释春秋的三传、公羊传、谷良传、左传，变成了普通人看不懂的东西。 但是只要从其中摘出一句，就代表着一种天大的道理，大到可以杀人的那种。因为这种原因，人们不断的从字句当中寻找一句，来给自己增加权威感，真正精神寄人的思想逐渐消失，披着儒学外衣的教条学说逐渐兴盛， 儒学面临着消亡的风险。直到出现了一位叫做杨雄的大学家，倡导重塑儒家精神，提出将做学问和做人合而为一， 将学问的探讨与个人人格的修养融为一体。对于儒学的理解，最好从常识入手，而不必人味地赋予他某种神秘的意味，才将儒学从消亡的边缘拽了回来。

所以从以上我们说的这些我们就能知道，皇帝们应该是不太喜欢儒家。那么汉武帝为什么会决定独尊儒术呢？ 因为汉武帝尊的这个儒术啊，跟孔子、孟子的儒家呀，已经不一样了。被汉武帝重用的儒家，实际上是法家化了的儒家，外表是儒家，骨子里是法家。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董仲书啊，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一番改造，把法家的很多私货塞到了儒家的外衣底下，实现了儒法河流，产生了一个儒家跟法家杂交的新品种。怎么改造的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词，叫三纲五常，我们后世一提起儒家，就经常会说起这个词， 君为臣刚，夫为子刚，夫为妻刚，大臣必须服从皇帝，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个呢，就是三刚。很多人都认为这三刚是儒家提出来的，但事实上，这是法家的东西，不是儒家的东西。 三纲最早是法家的说法，韩妃子说过，臣是君，子是父，妻是夫，三者顺则天下至，三者逆则天下乱。 就是说大臣在君主面前，儿子在父亲面前，妻子在丈夫面前，只能驯服，不能反抗，这个就是三纲的源头。 那这显然跟孔子孟子时代的这个儒家思想啊，是完全相反。儒家是强调权则对应的， 所以才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意思呢？君，你首先得像个君，臣才能像一个臣，父首先得做到。你确实符合父亲的这个态度， 子呢，才能做到儿子应该做的本分。所以君使臣以礼，臣是君以忠。哎，这都是对应的。这种原则呢，就多少有点契约的意思，所以儒家是反对法家这种三岗。 那么为什么后来三纲却成了儒家的标签了？这主要是因为董仲书啊，点金诚实哎，把孔孟之道跟韩非子嫁接到一起。